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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

在人的本质问题上，儒学道统是将道德视为人的本质所在。退一步讲，即便不以社会这个术语为衡量标准，而是从实质内容方面考察，儒学也没有多少关于社会的理论建树。

用后来荀子的比喻说，就是民如水，君王如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文化作为人类创造力的果实，有能回馈其创造者即人的报答力，这种报答力是通过满足人的需求的效率体现出来的。只有荀子认为，道德源自圣人制定。这种评价观既初级又平常。实际上，中国传统学术是有认识论的，儒学也有自己的认识论。

[13]二是有关于概念要制名以指实的逻辑学主张及论述。[17] 韩东屏：《人本伦理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6页。这种伦理性质的文化，主要是由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士阶层构建的。

立德、立言是人生目标的实质性所在，属隐性层次，二者关系最为密切。士志于道的理想规约着言与德的言路，言、德活动又导引着士的信念，二者的互动过程，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历程中的解释学循环。大而言之，一言而可以兴邦，一言而丧邦（《论语·子路》），小而言之，从个体的言德行为可以察知其品行的端淑和德能的广狭：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信念以及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节操戒条，即是这种情形的极端例证。

朕即国家的东方式表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立功即是向帝王尽忠，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并不重视对知识本身的追索和探求，而是着眼于培养为国家社会服务的现实主体，即能够从事社会政治管理的人才。士志于道的理想规约着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追求，即以仁义道德的实现为人生鹄的，其现实的落脚点是内圣外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当孔子的学生子路向他询问君子（即德操高尚之人）的风范标准时，孔子明确地把它界定为修己以安人以及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

立言作文著书立说的写作活动一方面确证着个体生命的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又成为士以德化政的便利工具。注释： ①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46页。⑤参阅臧克和《汉语文字与审美心理》一书中的有关论述，学林出版社，1990年。他们更多的把追求真理与明辨真假、是非、善恶、美丑作为人生的乐趣。

新时期改革开放十年，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给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接轨、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原载《中州学刊》1998年06期 进入专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

立功的伦理意识，在古人那里总是体现为立德、立言的语用认识。从原儒的仁以为己任的道德理想，汉代党人的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的伦理、政治风范，北宋范仲淹之以天下为己任、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庙堂信念到明代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参政意识，入世的标准时在变易，内在的风范追求实则为一。

文革十年的灾难性后果，正是内圣外王伦理政治的现代翻版。一切知识活动皆须服务于经世致用的目的。其次，士作为一个知识阶层，既不同于以力气来维持生计的下层民众，亦不同于专靠权谋营生的政客。这种文化定向明显异于西方文化中的知识立法原则。二 不难看出，古代士人树德建言的活动具有如下特征。它过分追求一种道德理想主义信念而轻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把现实世界中实然与应然、物与人、事实与价值、是不是与该不该之间的多元共生现象，简化为伦理世界的一元价值关系，使生存的事实屈从于意义，从而在根本上取消了生存的意义。

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正在自觉划定自身的边界，把启蒙和拯救的古典理想让位于专业的管理人员。传统中言与德所追求的价值整体感散失在当下具体操作的符号活动之中，代之而起的是由各类不同的文化话语共同组成的异质性图景。

②言在文化活动中主要体现为写作行为，古人称之曰文或辞。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中庸》）。

能否改变中国文化的伦理中心主义取向，已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向现代文明形态转型的关键。再次，士较之一般人能够超出当下的生存，产生一种自觉的明道救世感和任重道远的使命感。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集中表达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道的世界是一个包蕴着人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伦理操守的世界，概言之，一个富有精神价值的人生意义的世界。一个人只有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郑玄注：孙以出之谓言语），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方被人们视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规范和信念理想。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德字至周代衍生出心字符，传达出周人对人际关系的认识，显示了人文精神的意蕴。

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文心雕龙·序志》）的论述，就表达了古人的这种认识。虽然这种力量经常和政权结合在一起，比竟较之前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异质性。

立德、立言的首要功效就是为社会提供价值信念及道德范式，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相应的准则，对人生的一些基本价值如善、义、仁等进行辩护。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以仁化智，以仁为笼罩，以智为隶属遂成为中国文化的另一内蕴。

五四文化先驱对此作出了艰辛的努力，由于缺乏相应的经济环境以及政治、制度层面的配合，他们激烈的否定和批判仍没有从根基上撼动它。⑥在此方面的努力者首先当推张志扬先生。

它使士人相信，只有通过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写作活动，人才能超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跨越历史这一向度，实现先人所谓的不朽。重人伦教化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拒绝纯粹的知识探求和对超验世界的玄思势所必然。因此，她既表征着她所赖以产生的经济、政治、哲学语境，同时还显示着她所涵摄的营建者的精神风貌、理想信念和价值取向。德、言之义多有契合贯穿之处，具有何德，必露于文，发为何文，即征其德，‘文、‘德虽相区别而相表里者也③。

一旦统治者成为腐败分子，就会出现天下大乱、难以收拾的政治混乱局面。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喉舌，而利其唇吻也，实将欲为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也（《墨子·非命下》）。

一方面从哲学、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有关命题梳理、清算，另一方面主动借鉴外来文化反省符号表达的个体性与社会性，重审自我的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6。弘道的具体策略体现为写作行为（言）及个体的修身活动（德），这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儒家著作中有着相当充分的表述。

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以及夫宇宙绵渺……岁月飘忽……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坚。立言，唐代孔颖达疏为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其意为对一定的社会规范加以论证或表述，可谓得原儒精义。